游仲勋教授与华侨华人研究 2020-11-20 04:05

  与华侨华人集中居住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相比,日本可说是“华侨华人的小国”,华侨华人在日本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而从华侨华人研究的成果较多这点来看,日本又堪称是“华侨华人研究大国”。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出版了数百种华侨华人研究著作和数以千计的有关论文,同时,先后涌现出几代华侨华人问题研究者,自认为是“第三代”研究者的游仲勋教授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03年3月29日,日本全国性的研究学会——“日本华侨华人学会”在东京成立,著名学者、华侨华人研究专家游仲勋教授被推选担任首任会长。这是对游教授40余年孜孜以求从事华侨华人研究所取得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他坚持不懈推动日本华侨华人研究的赞许,更是对他今后继续致力于发展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事业的期待。的确,无论从学术造诣还是社会影响来看,游仲勋教授荣任日本华侨华人学会会长都当之无愧。

  游仲勋1932年生于省台北市,1939年至1951年在日本完成了小学和中学阶段教育,1951年4月考入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部。在大学四年本科阶段,受到新庄博教授指导,专攻金融学。1955年至1960年3月,继续在神户大学经济学部攻读硕士、博士课程,专攻国际经济。在著名学者宫下忠雄教授的指导和鼓励下,游仲勋选择了“华侨经济研究”作为研究方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当时的年代,无论日本也好,世界其他国家也好,涉足研究华侨问题的学者大多都是社会学、历史学学者,研究领域也相对集中在华侨社会和华侨历史等方面,有关华侨经济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加之华侨经济研究在理论、方法和资料收集上所具有的难度,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是需要勇气和眼光的。游仲勋教授在70寿诞时撰文回忆此事说:“当时能注意到华侨经济研究重要性的人又有几许?今日思之,不得不惊叹宫下先生的先见之明”[1]。在攻读博士课程期间,游仲勋奠定了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并大量阅读各国学者关于华侨研究的著作,当时就对华侨研究的一些流行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在神户大学大学院研究会主办的《六甲台论集》等杂志发表过多篇文章,例如“印度尼西亚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泰国华侨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泰国政府的华侨经济政策”等等,对著名美国社会学家斯金纳(G.W.Skinner)的名著《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An Analytical History”)等研究做过详尽评述。1969年,游仲勋的《华侨经济的研究》由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出版,这是游教授专攻华侨经济研究以来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等观点、方法,全面、系统考察分析华侨经济的力作,奠定了游先生在日本学术界华侨经济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并以此研究成果获得了神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游仲勋教授曾先后在宫崎县日向学院短期大学、熊本商科大学、国际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和亚细亚大学任教职,担任过熊本商科大学经营学部教授、学部长和该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所长,国际大学大学院国际关系学研究科教授、图书馆馆长、代理校长、亚洲发展研究所所长,亚细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2003年起担任东邦学园大学经营学部专任教授。此外,还担任许多研究学会的重要职务。数十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游仲勋教授始终活跃在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前沿,成为战后日本学术界华侨华人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专门家。初步统计,40余年来游教授出版了著作、编著、译著、研究报告书30册,发表的论文达133篇,书评44篇,译文7篇,在各类学会和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和评论102篇,各种新闻媒体上撰文达265篇,还有在日本国内外的演讲会发表207次讲演等等。如此惊人的工作量,都是在教学工作之余完成的,足见游先生对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执着和卓越造诣。仅以他的代表作为例,我们也可以看到游先生在研究中的强烈问题意识和敏锐思考,看到他如何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研究新领域,其主要著述如下:

  (2)《东南亚的华侨》,(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1970年出版,该书由郭梁、刘晓明译成中文,书名为《东南亚华侨经济简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3)《华侨经济论》,(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1976年出版,该书由杨建成译成中文,中华学术学院,1984年出版;

  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华侨研究家、美国学者威廉·斯金纳曾经指出:“西方的华侨研究有忽视经济研究的倾向”[2]。而战后以来,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与欧美相比却正是重视了社会经济领域,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十分显著。

  战后几十年来,日本学者对华侨社会经济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华侨经济类型的研究;(2)对华侨社会阶级构成的研究;(3)对华侨华人经济发展变化的研究;(4)对华侨资本形成发展以及资本额的研究;(5)对华人企业集团、社会经济组织的研究;(6)对东南亚经济发展中华侨华人经济地位、作用的研究;(7)华人经济的区域性合作和“华人经济圈”的研究;(8)对华商发展史和华商网络的研究;(9)对东南亚国家有关华侨经济政策、中国的华侨政策的研究;(10)对日本华侨社会经济的研究,等等。以上问题的研究,几乎囊括了华侨华人经济研究中所有的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因此,甚至可以说,战后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社会经济课题而展开的。

  研究华侨华人社会经济的学者中,许多人已分别对上述课题的研究取得可喜成果,但全面、系统地对华侨华人经济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作出深刻回答的华侨经济研究家当首推游仲勋教授,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他代表了战后日本学术界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最高水平。游教授对华侨华人经济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为第一时期,游教授研究的重点是有关华侨经济的基本观点和重要理论问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关于华侨经济的传统的、流行的观点持批判态度;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为第二时期,游教授研究的重点是全球化背景下华侨华人经济社会的变化及其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联系及其发展趋势。从下列代表作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游教授在不同研究时期的主要学术观点。

  1969年出版的专著《华侨经济的研究》是游仲勋教授的成名之作。的确,这部著作第一次全面地归纳和论述了华侨经济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用科学的方法揭示和论证了华侨经济的性质和特征,当时就被评价为“战后华侨研究中线]。具体来说,游仲勋教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详细整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料,广征博引,对华侨经济研究的关键性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第一,对“华侨支配着东南亚经济”等传统、流行的观点持鲜明的批判态度。他认为所谓“支配着东南亚经济”的华侨,其大多数是被压迫民族的一部分,是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华侨经济既要受到帝国主义和土著民族统治阶层这两种外部力量的支配,又要受到华侨社会中支配阶层的内部支配,而华侨社会的支配阶层是从属于帝国主义和土著民族支配层的。第二,与“华侨支配东南亚经济”这一错误观点相连的是“华侨多是富人”等陈腐观点,游教授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华侨经济,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过去虽有极少数的国外学者,例如日本的米泽秀夫等,也涉及过华侨社会的阶级构成问题,但更多的学者则受到英国学者富尼华“多元社会论”的影响,多从不同种族的经济职能、地位去分析和论述东南亚社会经济问题,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没有接触到各种族内部的社会阶级构成。游教授在本书中用相当篇幅对比分析了不同国家华侨社会在战前战后的阶级结构,然后得出结论:从全世界华侨的总体来看,占绝大多数的是自身从事劳动的劳动人民,是被支配阶级,所谓俗称华侨为“财主”或“富人”是完全错误的。第三,提出了“华侨经济的商品经济特征”这一重要观点。游教授认为,华侨经济集中在工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等非农业方面,在华侨就业人口中华侨农业人口所占比重极低,华侨经济事业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地区;另外,即使是华侨农业也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瞄准商品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因此,华侨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商品经济发达。第四,对“华侨资本额”的研究独具特色。在游教授之前,日本学者中仅有福田省三对20世纪30年代的华侨资本额和松尾弘对50年代的马来亚华侨资本额提出过估算。游教授在本书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关于“资本”、“投资”的概念,认为华侨资本不是一般的华侨资金,而是指能用来生产剩余价值以及可期待增殖的那部分资金额。根据这一概念,游教授估算东南亚的华侨资本为: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前约为7.44亿美元,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约为5.94亿美元,战后1968年华侨资本额为35.3亿美元[4]。第五,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就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与其说是‘华侨经济的研究’,倒不如说是华侨资产阶级或者华侨资本的研究更为恰当。”实际上,本书提出了华侨经济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从理论上探讨华侨资本的特点和性质尤为突出,而且结构严密,资料翔实,堪称研究华侨经济的奠基著作。1970年出版的《东南亚华侨》,浓缩和概括了《华侨经济的研究》一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可称之为华侨经济研究的入门书。

  20世纪70年代中期,游教授的另一重要著作——《华侨经济论》出版了,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本书也是对《华侨经济的研究》一书的补充和发展。作者进一步提出了研究华侨经济的理论和方法,阐明了从国际劳动力移动和的角度去研究华侨问题的必要性。本书继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着重研究华侨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对华侨社会中的不同阶层作了客观的分析。该著作对华侨农业经济的研究颇具匠心,不仅分析了华侨居住国中华侨农业的结构,而且分析了华侨农村的再生产和流通结构,例如华侨农业信用制度、华侨橡胶种植园的经营、华侨橡胶业的收购组织、出口贸易组织的机能等等。在资料运用方面,也尽量使用各国华侨的材料、文献等,避免过去偏重于使用泰国华侨资料的缺陷。本书还及时地研究了中国“文化大”对华侨经济的影响,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华侨经济的变化固然受到中国“”的影响,但主要影响还是来自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居住国的因素,提出“东南亚的华侨经济将随着世界经济潮流及居住国经济的局势而发展,它将树立起由上述因素决定的发展理论和规律,今后中国的经济形势无论有什么变化,也决不会使其受到决定性的影响。华侨社会在当地的定着程度愈深,与中国的关系必愈趋淡薄,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5]。应该说,这种建立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的见解是非常深刻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利用、吸引外资政策已见明显成效;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也令世界瞩目。与此同时,海外华人经济实力有了迅速发展,华人经济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化和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于是,海内外中国人或华人的经济联系或合作便成为热门问题。游仲勋教授在1985年提出的“新的中国人经济圈”的观点认为,中国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经济的发展而加入到国际经济行列中来,又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一个“新的中国人经济圈”正在出现。21世纪将是亚太世纪,亚太世纪的重要角色是中国人和华人。此后,游仲勋教授又发表了许多新作,特别是1990年前后出版的三部著作,进一步阐述了他提出的“中国人、中国系人是亚洲太平洋时代潜在的主角”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包括中国、港澳台、各国华侨华人经济在内的新的中国人、中国系人经济圈正在形成”的观点。他提出了如下五点根据:(1)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NIES)“四小龙”中,、香港、新加坡居民的全部或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或华人,所以也可以称为中国系NIES;(2)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华人起了重大作用;(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1992年后经济出现高速增长;(4)东南亚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引进了日、美等国外资。而近几年中,、香港、新加坡、中国等“中国系外资”(华人资本)直追日、美,甚至超过了日、美在东南亚的投资;(5)华侨、华人的经济力量不仅在东南亚、亚太地区发展,而且向全世界扩展[6]。因此,游教授认为,正由于中国人、华人经济正在成为世界的巨大经济力量而崛起,说“中国人、华人的时代已经开始也并非言过其实”[7]。当然,关于“华人经济圈”的研究,游仲勋教授认为,尽管某些华侨华人居留国对“中国经济圈”的提法存有疑虑,中国为避免误解起见对此类说法也十分慎重,可是事实上却存在着中国、和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华侨华人之间的密切经济联系。

  1995年出版的《华侨——经济网络化的民族》一书,则较为全面和详细地论述了战后海外华人经济的巨大变化,在观点上除坚持批判“华侨支配东南亚经济”、“华侨多富人”等错误说法以外,还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力量提出新的估计。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华侨华人所得按现行价格计算已超过500亿美元,人均收入超过2000美元,以资本额来看,已超过500亿美元[8]。而游仲勋教授对70年代中期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力量的估计数要小得多;华侨华人所得为60亿美元,人均所得445美元左右,华侨投资额(华侨资本额)仅为40亿美元左右[9]。游仲勋教授在该书中还充分肯定了华人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提出,华人全球化的趋势,使华人的经济网络也在扩大和重新编组之中,华人将成为亚太时代的主角,至少是主角之一。至于儒家文化对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游教授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与其说是儒教文化的作用,倒不如说主要是由于具备了经济发展的自然(或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国际、国内的经济条件)。此外,该书还围绕华人经济的变化等,论及了华侨华人社会、文化的变化,当前华人移民四大源流的现状以及海外唐人街的变化。全书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重点突出。通过深入浅出的论述,把握了东南亚华人乃至世界华人的最新动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60年中,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逐渐向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发展,在历史学、经济学、经营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学、教育学、地理学等学科领域或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不仅使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向纵深发展,也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若干适应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游仲勋教授也是特别重视华侨华人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学者之一,在其长期的研究和教学生涯中,在其多部著述中,都可以看到他在理论和方法方面求索的努力。笔者认为,归纳起来看,游教授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主要论述集中在以下方面:

  1.少数民族论和阶级论:游教授认为,研究华侨华人问题,尤其是华侨华人经济问题,必须坚持少数民族论和阶级分析论的理论和方法,二者缺一不可。作为居住国多民族社会中的华人族群,除新加坡外,都处于次于先住民的少数民族地位,从当地的或华侨华人的民族性(ethnicity)视野去研究,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这是重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之一,现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成为主流,成果多多。但是,从阶级论去分析华侨华人问题却被大大忽略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几乎没有出现过。游教授撰文说,对华侨华企业家、大富豪的研究,对作为华侨华人经济活力和网络的商人、企业家等等的调查研究颇多,但对于非常重要的问题——华侨华人中的贫困人口结构这一事实的研究,也就是用阶级观点对于华侨华人社会中数量不少的工人、农民、游民无产者等阶层进行研究的成果则几乎没有,以至于存在着华侨华人中没有农民阶层的广泛误解。使游教授感到十分吃惊的是,现在,连社会主义中国的学者也同样没有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华侨华人问题[10]。

  游教授早在大学和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就钻研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如前所述,他的成名作《华侨经济的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华侨经济问题的力作,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华侨经济学》,更是运用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对华侨社会结构中的最底层——农民和工人阶级,即劳动人民阶层作了客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不深入探讨担任生产力基本力量的华侨劳动人民大众的问题,不但无法了解华侨经济,我所主张的华侨研究也无法深入,甚至对华侨资本、华侨资产阶级为主的研究也无从谈起”[11]。游教授坚持用少数民族论和阶级论去分析海外华侨华人问题,尤其是研究华侨华人经济社会,最近的新作“马来西亚华人的产业、职业与社会阶级结构”(Industrial, Occupational and Social Class Structures of the Ethnic Chinese in Malaysia)一文[12],再次体现了其主张的理论和方法。

  2.劳动力国际移动论:1976年,游教授在《华侨经济学》一书中,就华侨研究的视野问题提出了“应从劳动力国际移动与的视角”去研究华侨问题的必要性。他认为,中国量移居海外,基本上始自世界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这一时期,华侨社会的形成以及“华侨”一词的出现也在同一时期,而当时世界劳动力的国际性移动正处于阶段,换言之,世界劳动力的国际性移动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初达到鼎盛阶段,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便急剧减少。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国际劳动力移动的角度,解读鸦片战争后形成的中国人移民潮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它不是单纯的“推拉”因素使然,而是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帝国主义史相联系的“劳动力国际移动”现象。游教授在日本国内较早直接提出“劳动力国际移动论”作为研究华侨的理论与方法,至今受到日本学术界的肯定[13]。笔者以为,关于国际劳动力移动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在日本学术界已逐渐推向纵深,但游教授提出的用此理论分析华侨问题的看法仍然不失启发性。日本学术界以研究国际移民而著称的重松伸司(Shigematsu Shinji)教授认为,对于近现代移民的看法,现在有两种分离的移民观:一是将移民专门作为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劳动力资源(经济力)来看待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不是仅仅把移民作为劳动力的担当者或生产劳动资料,而看成是构成国家或者特定社会集团的社会、文化主体,也就是说作为产生文化和社会规范的人类的移民集团观点。前一种观点可称作是“经济力移民观”,后一种观点可称之为“移民集团移民观”。前者需从经济学、学领域研究,后者需从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诸领域着手研究[14]。游仲勋教授提出的应从“劳动力国际移民与论的视角”研究华侨的重要观点,恰恰是结合了重松伸司教授所指出的两种移民观,是一种科学地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理论与方法。

  3.世界经济论和市场经济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游教授就提出,“华侨问题在经济领域是属于国际经济论乃至世界经济论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扩大,中国与东盟和周边国家友好往来的升温,两岸三地经贸关系的发展,亚洲华人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基于共同历史、文化背景、建立在“三缘”(地缘、血缘、业缘)关系基础上的中国人与海外华人的经济联系或合作令人瞩目,它对中国经济和海外华人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影响,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重视。但是游仲勋教授在论证中强调的是经济规律的作用、市场规律的效应,而不只是华人网络论、文化论的诠释。首先,游仲勋教授强调广义概念上的“华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早在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新的中国人经济圈”观点,认为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和各国华侨华人经济在内的新的中国人、中国系人经济圈正在形成,并将在21世纪的亚太世纪中扮演重要角色。90年代初,他又提出“新的中国人、中国系人经济网络”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新的中国人、中国系人经济结合体”的观点。直到现在,游教授经常在他的著述中使用“中国人、中国系人”或简称“中国系人”这一提法,对此,他的解释是,“中国人、中国系人指的是中国、香港、澳门、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侨华人的全体”[15]。第二,游教授认为,“中国人、中国系人”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而这种联系并不是由于政府或有关当局之间缔结协议产生的自上而下的经济合作体,而是由于有自下而上的经济活动、由于市场力量的推动而形成的“经济圈”或经济联系体,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作为经济学家、华侨华人研究专家,游教授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就关注着在市场经济力量推动下、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与港澳台之间的中国力量的合作以及中国经济力量与海外华人经济力量的合作,把中国人、中国系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放在国际经济的大框架中来考察,从中看到这种经济力量合作、整合的过程,既是中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也是海外华人经济更加走向国际化的过程,而这一结果必然使中国人、中国系人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因此,游教授认为,“一个世纪前的20世纪初期,世界经济尤其是亚洲经济,是以日本的兴起为特征的;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世界经济至少是亚洲经济,是以中国系经济(中国、香港、澳门、、海外各国的中国人和海外各国的中国系人的多种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特征的”[16]。今天,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正在印证游教授20多年前关于“中国人、中国系人将是21世纪的重要角色”的说法。

  不过,对于使用“中国系人”这一称谓来表述海外华侨华人这一群体,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担心。例如,华人学者、日本龙谷大学卓南生教授认为,“所谓‘中国系人’,当然是仿自‘日系人’的造语。因为不论是在东南亚或在其他地区使用汉语的华人社会,并没有自称为‘中国系人’。将国籍已非中国、效忠对象并非中国的华人称为‘中国系人’是不恰当的。因为‘系’者,系谱、系列之意也,对于已脱离中国国籍或从未拥有中国国籍的华人来说,如此之称呼既容易令人产生错误的概念,也未免有过于强调种族出身之嫌”[17]。

  4.三个视角群论:游教授新近提出,如从宏观的华侨华人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来看,研究当代的世界华侨华人经济不仅是经济学乃至经营学的研究,而且也势必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因此,有必要从三个新的视角群去考察华侨华人经济乃至华侨华人问题[18]。

  第一个视角群是与地域有关的三个视角:(1)从中国关系的视角来看问题;(2)从华人居留国内部即居留国来看问题;(3)超越居留国界限,从国际的、全球的角度看问题。第二个视角群是从反映时代特征的全球化、国际化、地区主义、地方主义的视角看问题。第三个视角群是在看问题的层次上,应从一般化、特殊化、个别化的不同层面看问题。

  应该说,游教授的“三个视角群论”,既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提出的华侨华人研究的“新思维”,也是他通过长期研究华侨华人问题总结与概括出的研究视野和方。

  游仲勋教授在繁重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外,还热情地参加和支持有关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他曾经兼任或担任许多学术研究团体和民间交流组织的职务,例如,他参加的日本学术团体有学会、亚洲政经学会、国际经济学会、九州经济学会、香港学会等等,并担任过日本熊本县华侨总会副会长、亚洲经济研究所评议员、东华教育文化交流财团评议员、中日文化交流丛书编辑委员会(北京)指导委员等职务,因此,在有关华侨华人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亚太经济等研讨会、报告会以及学会活动中,或者在中日友好交流的学术活动中,时常可以见到他的身影。作为著名学者,做到这一点亦是难能可贵的。

  游仲勋教授也是中日民间学术交流的促进者,他不但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的同行们交流华侨华人研究、经济研究等方面的学术观点,还尽力为中国学者提供资料上的方便,多次向日本国内介绍、评述中国学者的著述,例如,林金枝教授著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一书,游教授作了详尽介绍,并且给予高度评价[19]。汪慕恒教授主编的《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一书出版后,游教授也撰文介绍[20]。此外,他还翻译了四本中文经济论著。为了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海外华人经济状况的变化,探讨东亚金融危机对海外华人经济产生的影响,在他的积极建议和筹划下,日本 川平和财团中日友好事业基金事业室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于1998年在广州联合召开了“世界经济与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名为《Ethnic Chinese:Their Economy,Politics and Culture》的论文集,为中日学术界共同研究华侨华人经济留下了一段佳话。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今天,游仲勋教授以70有余之高龄,仍然活跃在日本学术界,新作新论时有所出,堪称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常青树”。他的诸多研究成果,也正越来越受到日本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亦是出于介绍游教授以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的目的而写就,但是,依笔者之功力,要全面、准确理解游教授的学问尚无可能,所以,本文只能说是个人拜读游教授的著述以及在与游教授交往中所受启发的一些体会。同时,也借此表达对游教授的敬意。

  [1]游仲勋:“我的小传”,《游仲勋先生古稀纪念——一言集》,游仲勋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东京:2003年5月,第433页。

  [3]幼方直言:“游仲勋著《华侨经济的研究》”,《亚洲经济》第10卷,第12期,第106-109页。

  [6]游仲勋:《华侨将如何改变中国》,东京:日本PHP研究所,1993年,第202-209页。

  [10]游仲勋:“现代世界华人经济论的结构——研究领域和分析视角”,载日本华侨华人学会编:《华侨华人研究》杂志(创刊号),东京:2004年9月。

  [12]游仲勋编:《21世纪的中国系人(华侨、华人)》(报告书),东京:亚细亚大学亚洲研究所,2004年3月。

  [13]涂照彦:“华人经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游仲勋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东京:风响社,2003年。

  [14]重松伸司:《国际移动的历史社会学——近代泰米尔移民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15]弘明、游仲勋编:《走向无国界的世纪——华侨华人》,东京:东方书店,1995年,第84页。

  [16]游仲勋:“现代世界华人经济论的结构——研究领域和分析视角”,日本华侨华人学会编:《华侨华人研究》杂志(创刊号),东京:2004年,第5页。

  [17]庄国土、黄猷、方雄普主编:《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8页。

  [18]鹿儿岛国际大学大学院经济学会编:《地域经济政策研究》,第4、5期合刊,2004年3月,第2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