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纪实》:小平十章之《戎马生涯 2021-02-21 01:57

  4月16日,日军第117联队和苫米地旅团辎重队又在河北长乐村被歼,死伤2200余人。这是侵华日军在华北战场遭受的一次重创。日军情报部门很快弄清了对手的情况:原来这一连串的打击来自同一支部队,八路军第129师。

  这是129师在长乐村战斗前召开的黎城军情通报会议,这也是在全师旅、团级干部面前的第一次亮相。在这之前,许多人并不了解这位25岁就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右江根据地的新政委。

  会上,针对日军发起的九路围攻,精通兵法的129师师长刘伯承结合作战实践,提出了“先发制敌、分头截击”的山地游击战法。随后,在发言中又将刘伯承提出的战术特点,归纳为“秘密、迅速、坚决、干脆”八个字。

  他做报告,他一个本子都不要,一下子讲到底,这一下子把干部(的认识)翻了个个儿了,对委员的认识就翻了个大个儿了。他什么都懂,这下子就不一样了,一看起来那个架式就不一样了。

  就这样,129师的官兵喜欢上了新来的政委,在战火岁月中,人们又渐渐地了解了。以红四方面军为基础改编的129师,四川人居多,大家一听也是一口四川话,就觉得格外亲切,自然而然地就熟悉了。时间一长,人们还发现,邓政委很少讲话,但一旦他讲了,就像打出去那么准确,就非办不可。他还有一个让大家佩服的地方,就是电报、文件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写。

  就在长乐村战斗胜利之后,129师挺进太行山的第一个战术动作暂告结束。虽然部队进入了短暂休整,但是,政委的内心却并不平静。他敏锐地发现,这支特别能打的部队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情绪。

  我们那时有一种情绪,对中央有点儿意见,处理问题不大那个。我们出了个张国焘,我们就低人一等一样,情绪非常不大稳。

  当时,曾任红四方面军最高、在长征中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已经逃往统治区当了特务。129师是在红四方面军基础上组建的,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能征善战的红四方面军将士,消除他们的种种顾虑,迅速恢复这支部队的自信和活力,24岁就任党中央秘书长的有一套自己的办法。

  一来他就抓党务工作,党的建设。原来也有支部,但是不大像他那样抓的那么厉害呀。再一个,团结他这点工作做的太好了,好多好多四方面军的干部都团结得好好的,他顾全大局解决问题,解决得很好,对内部团结问题做得很好,所以他能战斗啊。

  就在这时,中国抗战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38年夏季以后,日军从华北抽调大批兵力南下,准备进一步攻占武汉。

  为了抓住战机,打开华北敌后抗战的新局面,远在陕北的当机立断,决定把敌后游击战争推向“不仅朝着山地、而且朝着平原”的战略阶段。

  不久,党中央对129师作出了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山地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可以开展游击战,但没有山峦依托的平原怎样进行游击战争?已经熟悉掌握了山地游击战的129师官兵们,对如何开展平原游击战普遍存在着疑问。

  这是1939年5月15日在《解放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艰苦奋斗中的冀南》。针对“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不同认识,他在这篇文章中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说,没有民众的广泛的游击战争,平原抗战就没有办法坚持。他提出来要加紧群众的战争动员,要加紧地拆城堡,后面不是长城吗,有日军搞得据点碉堡,要加紧拆城堡、毁道路,改造平原的地形,这样给利用汽车快速进攻的敌人以大的困难,而方便我军的行动。

  然而,就在这时,一份由冀中军区发来的密电,引起了八路军总部的高度重视,电文中说道:“敌最近修路的目的与过去不同。”

  其实,刘邓早就注意到了日军新推行的“囚笼”政策。敌人企图以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炮楼作锁子,形成一个严密的封锁网。这种“囚笼”政策给129师所在的各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1940年夏,为了打破敌人的“囚笼”,刘邓率领129师参加了以摧毁日军华北交通线为作战目的的“百团大战”。这次交通破袭战与以往作战不同的是,还动员了数十万群众参战。这段珍贵的新闻影片,就纪录了129师破袭正太路的情景。

  在这战斗频繁的两年多时间里,精通兵法的刘伯承出奇制胜,熟悉工作的狠抓部队建设,两位军政在配合默契的战斗生活中结下了深深的战友情谊。

  刘邓两位关系非常好,非常融洽,他们相处13年,一直是互相尊重。小平同志比刘司令员大概小12岁,他常常把自己摆在助手的地位,协助刘司令员做很多事情。但是,刘司令员对他呢,也非常尊重。很多会议上,小平同志拿出了意见以后,讲了以后,刘司令员常常就说,政委的意见就是决定,就照着去办。

  刘伯承年长12岁,两人既是四川老乡,又都属龙。刘伯承称邓为贤弟,视刘为兄长。两人自从开始搭档的那一天起,就成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叱咤风云的一对最佳组合。

  我们记录的发报都是刘邓、刘邓,不管发的也是刘邓,刘伯承发的电报也是刘邓。所以说刘邓不分、刘邓不分,分开了危险,分开了还是刘邓,一条心。

  在抗战期间,经常对参谋人员说,刘师长年纪偏大,司令部要特别注意照顾他的身体,小事要多找我和参谋长,刘师长是我们的大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

  1942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为了粉碎日军的一次次大扫荡,提出由刘伯承坐镇师部指挥,自己却冒着危险奔赴中条山太岳根据地指挥作战。

  就到太岳根据地去指挥部队去了,刘伯承一个人在家里,他老惦记着没有一个政委在家里,他老觉得心里悬吊吊的不放心。有一天晚上,半夜了,他来了两次,说陈赓那里有电报来没有?就问有没有消息,我们正在译的电报,这下他就放心了。

  1942年12月16日,是刘伯承五十寿辰,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祝寿辞。他说,“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同时在这篇祝寿辞中也提出了对刘伯承的“批评”。这样写道:“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除了读书工作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

  从那以后,129师师部的同志,就看见以往喜好运动和娱乐的,常常陪着刘师长一起散步。渐渐地,这一高一矮并肩同行的身影,成了部下们常见的情景。

  战争时期不那么紧张,有空闲的时候,礼拜天,他们两位常常散步,一起散步随便谈谈,谈。到我们部来看看等等,所以看到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打仗的时候,只要他们俩个在一起,大家心里觉得都非常踏实。

  1945年,在经历了最艰苦的岁月之后,根据地的军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当刘邓挺进太行山时,他们只有两个旅一万多人的队伍,而经过八年苦战之后,刘邓麾下已聚集起30万精兵。

  为了粉碎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拉开战略的序幕,1947年6月30日晚,刘邓率领12万人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强渡黄河,首战鲁西南,继而踏上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

  1947年8月27日,千里跃进的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后,刘伯承与马上召开了打破敌人重兵围剿的军事会议,当时的战地摄影记者拍下了这张讲话时的照片。

  在那个会上,小平同志就讲了毛主席对这次跃进的分析,指出有三种可能: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退回来;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付出了代价,但是站不住,在周围游动,但还坚持;一种就是到了大别山,虽然付出了代价,但站住了脚跟。从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达到的是第三种,最好的这种估计。

  刘邓大军在艰苦的大别山站住了脚,也就把解放战争的步伐从解放区迈向了统治地区,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战略的顺利进行。

  1948年8月,中央为更好地协调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联合作战,在河南召开了宝丰会议,成立了中原局,任。这张照片就是在会议间隙拍摄的。照片上的显得轻松而健谈。

  我看见他们讲的非常愉快、亲切的时候,我抓下来的。小平同志跟陈毅同志谈话,不仅表现了两位领导同志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友谊,而且反映了两大野战军密切的配合,这样就为两大野战军配合作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这次会议为中野和华野后来的决战淮海奠定了基础,而则在淮海战役的决战时刻,被任命为总前委,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作战。在以后66天的决战过程中,中野、华野先后与三个重兵集团轮番交手,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数十次激战、恶战和血战,共歼敌55万。

  当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以后,胸有大局的才开始处理这样一件事情:他把部主任张际春找来。一下子拿出了二十几封电报,对张际春说:“这些来电都是战役期间收到的,但和战役无关,为了不分散大家的精力,都没有回电,现在你一一回复吧!”

  正是凭着胸有大局的战略眼光,才担起了淮海战役总前委的重任。不久之后,又对说,渡江战役就交给你来指挥了。

  在万里长江岸边,与刘伯承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在此后的一年多里,他们沿着长江溯流而上,进军大西南,直至把红旗插上了雪域高原。

  1950年10月,在刘邓二人合作13年后,刘伯承奉命到南京筹办军事学院。临别时,刘伯承送给了一件特殊的礼物。

  (刘伯承同期声)我很想送你一样东西,可是想来想去,又没有东西可送,幸亏老伴出了一个主意,这是35年前1915年我的尊容,送给你,改变一下我这五官不全、老态龙钟的丑样。

  这张在1915年拍摄的照片,已在战乱中丢失了多年,直到解放重庆后刘伯承才从友人手中重新获得。

  (同期声)是啊,整整13年了,再远的距离,再长的时间,再大的天灾人祸,都不能把“刘邓”分开,因为“刘邓”不仅仅是刘伯承、,他也是谁都改变不了的历史。

  今天,研究生平的人们常常会提出一个问题:作为一位在诸多领域有着杰出贡献的人物,的本色特征是什么?

  1978年7月,当一批来自美国的著名科学家向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沉思后回答:“我不过是一个老兵而已”。这是中国党在创建新中国的战争中走出的那一代老兵,正是那一代老兵的杰出代表。

  自从1926年从莫斯科回到祖国,他的军事生涯最初经历了百色起义、红军长征,又从太行山下千里跃进大别山、进军大西南,在第二次复出重新担任军职以后,他先是大搞军队整顿,继而作出“本世纪无大战”的战略判断,决策裁军一百万,最终把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引上了精兵强军之路。

  在的军事生涯中,他第一个职务是1926年回国后担任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处长,他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