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我国社会分层现象:问题与应对 2019-10-08 15:56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与此相伴的是快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呈现出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阶层固化趋势,中间阶层不成熟,边缘和弱势群体大量存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面相。在唯物史观视阈下,立足于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宏阔的时代境遇,在多学科视域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转型时期社会分层问题的应对之策。

  作者简介:崔丽娜(1977-),女,河南郑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性与公共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西泽(1975-),男,河南固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哲学。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批准号:11XZX001)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内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2XNH192)的初步成果。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观之,人类社会是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历史架构中向前发展的。在宏阔的历史境遇中,社会整体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断接榫、磨合、调适的进程中向前推进的。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期间也伴随着社会转型。一般而言,社会转型,是社会由传统发展模式逐渐向现代发展模式裂变、分化、转换、跃升的历史进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快速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现象凸显——社会呈现分层化和断裂化趋向。在学理意义上,“分层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发达工业社会里阶级、地位和声望层级轮廓争论的历史”。[1]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随着人类实践范围的扩大和自身认知能力的提高及其整体知识总量的积聚,映射在社会或人类整体的发展中,社会发展并非在整齐划一的态势下运行——在实然意义上,社会存在着诸多不平等、不同步发展的现象——在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也像地层构造那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称“社会分层”是从社会角度的某些重要方面,把组成一定社会体系的人类个体及他们之间在待遇上的相对优劣分成不同等级。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降,我国社会面临的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全面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就处在一个不断分化的转变之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尤甚——中国的社会分化日益呈现为一种不断加剧的态势。当前,我国贫富分化较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较高,分化的形势和由此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局面开始严峻;阶层结构出现“固化”倾向,社会中间阶层比例较小,阶层利益呈现“多元化”、“碎片化”之特点。据此,在唯物史观视阈下,立足于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宏阔的时代境遇,对转型时期社会分层问题的现状进行深度探究,并相应地提出解决社会分层问题的对策,以期对分析和有效应对当前的社会分层问题有所助益。

  当前,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加速转型期,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均前所未有。在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快速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使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多元化、碎片化、多向度化。纵览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实际,当下的社会分层现象呈现以下面相:

  诚如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后果便是城乡差距。”[2]在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因城乡二元结构的刚性存在,使目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始终处于比较高的水平。据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不到0.3,改革开放以后不断上升,有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8,而有研究指出,“2011全国的基尼系数过0.5没有悬念”,[3]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映现在现实生活领域,贫富阶层收入差距悬殊现象较为严重。据2012年发布的中国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之间的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4]瑞士瑞信银行公布的《2012年全球财富状况报告》称“中国2012年拥有的百万富翁人数为96.4万人,在瑞信列出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7”[5];同时“中国是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拥有世界第三大的家庭财富总量”;在中国“极富阶层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同时也反衬出因城乡二元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而导致的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6]现象的蔓延。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两重天的事实是,中国科学院最新完成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称,“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7]在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比例仍较大,“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8]2010年二者之比是:3.23:1,2011年二者之比是:3.13:1。诚如学者孙立平先生所言,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趋势最终是逐步走向两极分化的“断裂社会”,且必定会给社会繁荣稳定带来一定的威胁并影响我们是否可以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跨越。《2012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前400位富豪的财富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10.45%。而美国前400位富豪占GDP的比重到2011年才超过10%。这表明中国财富集中的程度已经超过世界经济最发达国家,令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自叹不如’。”[9]因贫富差距悬殊的存在,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出现贫富的两级分化,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的主要表征。

  一般而言,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是一个组成该社会的各个群体在社会中渐次合理迁移、有序流动、运转协调、规范良俗的社会。而就目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在浮躁之风的挟持下,传统社会中靠“知识改变命运”的信条逐渐被诸多的“潜规则”和“暗箱”操作所湮灭——许多通过读书走出农村的农家子弟,依靠自己的辛苦努力,虽然考上了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凭借自己的辛苦打拼,选择在城市生活,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在成家、买房、买车等客观生活压力下沦为“月光族”,更有甚者一些人不得不在郊区租房或合租在城中村里,成为“蜗居”一族——在无形中蜕变为新的都市边缘群体。加之,由于生活、工作压力过大,很多人没有精力和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剩男”、“剩女”一族的出现逐渐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在事业发展上,就应然层面而言,尽管社会为所有人提供了通向事业之路的“人人皆平等”的可能,但实然意义上,因社会资源的效应累加和信息的递推叠加,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真正获得事业平等发展的机会是迥异的。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权力和资本的媾和、缠结、交汇,使得权力的扩张、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而成为社会强势,这种强势为了保持和扩大其既得利益,往往成为妨碍社会合理流动的推手,于是就出现了时下的“官二代”、“富二代”和“穷二代”之怪相。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领域出现了一些非规则意识和超常规的“拉关系”、“走特权”倾向,以“我爸是李刚”和“郭美美”事件为标志的“隐拼爹”现象转化为“显拼爹”现象——明显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不同社会群体在攫取社会资源时的扭曲心态、主体焦虑和“潜规则”意识。在2012年3月召开的全国上,全国代表马宗林直言,“在某些行业,甚至包括公务员行业,现在是‘血统决定了身份,身份决定了收入’,老子是干这行儿的,儿子进这行的门槛就会低。”[10]同时,被认为是有效打破社会阶层固化和规制社会阶层合理上升和流动的高考制度,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知识改变命运,逆境辈出英杰”的理念在现实中可能已渐行渐远——据“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11]尽管重点大学农村生源锐减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阶层固化现象的日趋加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分层的重要始因。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型”社会观念,不同的阶级、阶层主要应根据其赋有的财富、权力和声望来予以区别。就社会学的理论视域而言,我们所说的中间阶层,一般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的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民众。在我国,社会中间阶层主要指中等收人者,且主要以财富或收入作为其主要划分标准。陆学艺先生认为,目前,社会中间阶层界定的经济基准是:个人年均收人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5万至3.5万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万至7万元。在学理上而言,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占国内总人口数的多少,直接关涉到该国居民整体生活质量、收入分配、城乡结构、职业结构等民生问题。在全球化、现代性和后工业化裹挟下的历史境遇中,理想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应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因有数量较为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的支撑,这种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健康性。据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认为自己是中间阶层的比例一般在50%—70%之间,而中国仅约40%的人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依此比例推算的话,目前,我国居于社会中间阶层的人数在5.2亿左右,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人口数目。回望当下,我国的社会结构则呈现“倒丁字”型——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体形成该结构的一个“横杠”,城市就业者群体形成该结构的一个“立柱”。——从整体上较为准确的反映了中国城乡坚挺的二元分化现象。换言之,“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中,其下层群体过大,中间阶层发展不成熟,这是造成我国社会整体不和谐的主要根源之一。在一个良性有序的社会运行程式中,我们一般把社会中间阶层视为:贫富阶层间的“缓冲器”,社会和谐的“稳定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全面奔小康的“加速器”。纵观西方诸多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不难看出,一个强大的社会中间阶层是该社会经济发展、稳定、法治、吏治清明的必要条件,这渐渐成为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界的共识。反观国内,因为我们缺乏较为成熟的社会中间阶层,使得社会上层和底层间缺少一个必要的中间“缓冲带”,从而易发一些较为直接、激烈的社会冲突——近年来,频频见诸于报纸、网络等媒体的群体性事件即为明证——所有这些,慢慢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能否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大威胁,并使温和、稳健的价值观发生错位和传统的信仰观扭曲乃至断裂,进而降低民众对整体社会幸福感的认可度,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可见,社会中间阶层的不成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与发展,亦非科学发展观的宗旨。

  对边缘群体内涵之界定,虽然学界看法各异,但基本上认为:边缘群体是指被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结构逐渐疏离的生活在城市中的广大农民工,无业人员,辍学待业者等特定的社会群体。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务工或“生活”在城市里,但因为边缘群体经济上的贫困性、地位的低下性和社会声望的窄狭性(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低;生活圈子以工友和老乡居多),致使他们在自卑中对城市产生“过客心理”,乃至对城市生活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他们的户口大都仍在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刚性存在的当下,使其很难被认同为现代都市工人。因其“市民”身份的缺失,边缘群体在工作中及工作外基本的待遇和社会权益、福利、保险等很难得以切实保障且易受到不平等对待。首先,安全保险难以有效保障。边缘群体在工作中受伤、致残、致死,企业主承担的责任较低,并常出现“同病不同医”、“同命不同价”的怪相;他们大多从事城里人不爱干、不愿干的重体力劳动,有的从事高致病性职业,极易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就出现了一些农村把强壮的劳动力送到城里,城里又把病、伤、残等受损者返回农村的现象,例如,2011年2月苹果公司承认137名中国供应商员工因污染致残等即为例证之一。其次,必要的职业保险难以到位。边缘群体因为自身文化层次低、缺少专业的职业技术,常常面临职业的季节性和工种选择单一性的困境,以致他们的职业很不稳定。企业、雇主需要时就有工作,不需要时就面临失业。再次,工资拖欠时有发生。就拖欠农民工工资而言,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称,“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12]假定按平均每人被拖欠工资1000元计算,全国就会有高达近1580亿人民币的工资被拖欠。在社会转型、渐变的历史进程中,有的社会群体因为自身经济上的贫困性,生活水平的低层次性和个体承受力的脆弱性而成为新的贫穷弱势群体。大致包括:城市下岗职工、效益较差企业的职工,部分退休者,尚未脱贫的农民、以及城乡低收入或无劳动收入的残疾人或长期患病者、孤儿、无社会保障又无其他收入的老人等。如何在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增强他们的社会承受力,所有这些,都需要全社会的通力协助、齐抓共管。边缘和贫穷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原因。

  英国学者尼古拉斯·巴尔认为,社会保障有三大目标,即减少贫困、维持生活水准、平滑个人收入。[13]同时,社会保障也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内容。在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有效运行,逐步推动了以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商业保险、职业福利和慈善事业等保障项目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但整体而言,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面、社会化程度、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1.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窄。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较窄,不能包括社会全体成员。虽然在部分社会群体中,如: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职工、部分集体企业职工以及部分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职工,他们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较高。但大多数企业职工、个体户,特别是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还不能较全面地享受到社会保障所带来的权益。2.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化程度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速度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我国,城镇的社会保险主要依附于企业,且城镇新建立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基金可统筹的范围较小。虽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开始起步并逐步推广,但农民的生活保障主要来源于家庭。显然,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较低,过多的增加了企业和家庭的负担。3.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目前,我国城镇已初步实施了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并建立和逐步完善了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女职工生育保险等制度。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平均支出水平与城市的社会保障平均支出水平之间的差距较大。就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支出水平标准而言,“2010年,城市189.0元/人、月,2011年,城市240.3元/人、月”,[14]而同期“2011年,农村74.0元/人、月,2011年农村106.1元/人、月”,[15]农村与城市的社会保障平均支出水平分别相差1.55倍和1.26倍。可见,城乡社会保障资源的分配不平衡,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滞后的重要诱因。不难看出,因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自身的制度性缺陷,无形中加快了我国社会整体分层的步伐。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6]社会运行是在内嵌于该社会自身的多种因素的支撑、交汇、缠结的“合力”作用下向前发展的。社会整体的每一次结构变换和层级跃迁,都是在构成该社会的诸多元素的自身调适、重组、互熵的基点上进行的。并在不同的时空回转、往复中,推动着人类在曲折的历史际遇中螺旋式上升。就当代中国转型时期而言,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社会由前现代性向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进程——我们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域和空间域里,西方现代化百年之后方能出现的现代性及后现代性问题却被压缩打包,一起出现在中国。在宏阔的历史境遇下,在求解社会分层现象的原因时,“我们必须确定所研究的事实是否与社会有机整体的一般需求相对应,以及这种对应赖以存在的基础。”[17]据此,在唯物史观视阈下,基于历史复杂性的逻辑考量,在多学科的知识架构中,笔者试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寻求应对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的具体路径: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及建基于其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有序前进的动力。作为生活在社会现实中的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都是在社会所能提供的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些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亦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提供,更与社会经济资源紧密相关。观照到社会领域,不同社会群体因占有社会经济资源多寡不同而被归入不同的社会阶层。“人类历史就是一种围绕物质资源的斗争……对稀缺物质资源的垄断能够促使那些需要而没有这些资源的人们的服从;并且,这还意味着,权力的影响和围绕权力的斗争主要发生在经营性的公司厂矿!”[18]就现代社会治理而言,在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的过程中,在于“国家有责任在纲领和规划上把功能失常的副作用限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19]在当下,国家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处理好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最大限度的缩小贫富差距:(1)打破资源占有中的行业垄断行为。由于历史原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被赋予的强大的经济职能并没有完全消除,政府仍凭借其行政权力参与经济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因政府在资源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致使因资源分配不均,而出现行业垄断的情形——如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相关领域内在资源占用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而形成垄断行业。虽然,作为优质国有资产,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发挥着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国有资产所属的央企和国企凭借其行政权力为后盾垄断该行业的经营,获得垄断利润,加之,垄断行业的人工成本增长过快,职工工资和福利收入增长远远大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增幅,无形中扩大了垄断行业职工工资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造成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当前社会分层的步伐。我们打破资源占有中的行业垄断之目的,就是尽可能使资源在行业内实现正态分布,并因资源的正态分布而实现经由资源占有的平衡而使相关利益群体收入达到基本相当,尽可能减少贫富差距的幅度,而着力弥合社会分层的裂隙。(2)力求经济资源的区域、城乡均衡分配。因历史与现实原因,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地域、区位发展不均衡现象,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及城镇在经济资源占有上区位优势明显。为了最大限度缩小地区间和城、乡间因资源占有的多寡引起的贫富差距,政府应在宏观调控中,使经济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倾斜,加大对上述地区发展小微型企业的各项扶持力度,而着力缩小因经济资源分配不均衡而导致的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层。(3)加大征收资源度和适时开征房产税。在现代国家治理层面上,资源一般属于社会公共财产。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因历史和现实的多原因叠加,部分社会群体因先赋性因素,在占有和使用社会公共资源的同时而优先致富并成为社会新贵。为了避免贫富差异的继续扩大,我们应该继续加大资源税的征收力度,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征房产税——通过税收的形式,在可能限度内,来平抑社会上的贫悬殊现象,使财富回归社会并让利于更多的普通民众,并最终达致消弭社会分层之目的。

  一定意义而言,“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20]同时,谁能获得教育机会这一问题,就被置于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位置,教育选拔机制被认为是导致社会经济分化的最关键性的、最重要的机制。[21]不难看出,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教育是推进整个社会阶层良性互动的主要内驱力。就当前而言,在强化教育公平和推进社会合理流动上,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点:(1)着力推进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资源均等化。就社会个体的教育生涯而言,学前教育是社会个体接受终身教育的开端。良好的学前教育,是有效推动社会个体步入下一阶段学业的重要基础。当前,欠发达的农村及边、远、老、少地区,在学前教育方面,“处于既缺乏政策支持,又缺乏政府财政投入的状态,发展缓慢,学前教育机构总量不足。与此同时,现有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使得有限的政府资源投入过于集中,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学前教育资源匮乏。”[22]鉴于此,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及老、少、边、穷地区学前教育的资金和人力投入,重点建设农村幼儿园。力求达到“乡镇和大村独立建园,小村设分园或联合办园,人口分散地区举办流动幼儿园、季节班等,配备专职巡回指导教师,逐步完善县、乡、村学前教育网络。”[23]在改善农村幼儿园基本保教条件的同时,着力保障尽可能多的留守儿童入园接受教育,最大限度尽量减少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的可能。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应加大对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的资金扶持力度,建立符合本地生源实际的现代化的中心小学和中心中学,尽可能让学龄儿童都入学接受教育。在师资力量上,规范、引导师范类本科毕业生和一些相关专业的硕士生到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任教授课。同时,加大对这些地区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营养餐配置建设。力争使义务阶段在校学生尽可能多的升入高中阶段的学习。(2)尝试推行“普惠型”的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变迁中,经由高中教育阶段而接受高等教育,是助推社会个体良性流转的重要因素。所以,尽可能地让更多的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升入高中阶段学习,对缩小社会分层和加速社会流动均有裨益。当前,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在继续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可以因地制宜地在本地区建立更多的示范性高中,并在各方面加大对本地民办高中的扶持力度,着力使更多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毕业后能顺利升入高中,继续接受学习;另外,在城镇高中的生源录取中,加大对农村生源的录取比例,在同等条件下,适度降低农村生源的录取分数线,真正使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普惠型”的高中教育,为他们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和日后有序踏入社会做好坚实的铺垫。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使许多民众由社会“底层”走向社会“上层”,在推进社会良性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由于多种原因,家庭居住地所体现的城乡差异可能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最大障碍。”[24]基于此,笔者提出“普惠型”的高等教育模式来应对当前的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首先,取消高考录取中的“户籍优越”、“户籍特权”和各种名目的“加分”现象。在全国型大学的录取中,应采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应该给予不同户籍的人一律平等的录取权利。其次,名牌大学在自主招生中加大录取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生源的比例,增大他们“上行”进入名校的机率。清华招办主任于涵透露说,从2011年制定招生计划开始,清华就有针对性地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投放了更多的招生计划,在招生录取节点,还在这些地区积极扩招。在内陆欠发达省份贵州、江西等省份,均实现重点扩招。再次,在各类高等院校内,加大对贫困地区生源的各种奖、助学金的覆盖力度,使他们不能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最后,继续推行高等职业教育,使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的高中毕业生进入第二、第三类高校学习,获取专业教育,增加他们顺利进入社会的砝码。(3)建立廉洁高效、理性有序的人才使用和流动机制。在后现代的大幕下,“社会约束是解放的力量,也是人类可以合理接纳和保持的自由的唯一希望。”[25]所以,要打破阶层固化,必须要有效制约社会公权力的限阀和确立已有制度的公共理性,要在全社会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使社会由身份关系本位向能力契约本位转化的良性运行机制。在公务员考试录用、国有单位录用人才、事业单位招聘中打破“拼爹”潜规则和钱权交易、暗箱操作等市场寻租行为,使“高帅富”、“白富美”群体和“矮矬穷”、“黑穷丑”群体真正享有同等的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有效推进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上、下流动,打通干部“岗位终身制”的制度性障碍和确立干部能上、能下理性流动的体制性通道。在全社会早日形成“自由竞争、选贤任能”的市场化就业体制和“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社会个体流动机制。

  我们知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归宿,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有赖于社会主体之间各个组成部分的合理有序的生产生活秩序的有效建立,达到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平衡发展。纵览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社会由前现代步入到现代,在社会结构上,表征的是社会中间阶层群体人数的增多和边缘弱势群体人数的骤减,形成“橄榄形”或“哑铃型”的社会结构。就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我们应从以下路径来培植社会中间阶层,扶助弱势边缘群体,使当前的社会分层趋于合理化。(1)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着力扩大社会中间阶层人数。当前,我们应着力积极引导有创业意愿的社会群体自主创业,在增加他们财产性收入的同时,力争在制度上为自主创业者提供一系列的优惠及便利。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其创业成本和风险,为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提供创业的机会和平台。同时,应认真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拓宽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中、小、微型企业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继续完善大学生自主创业优惠政策。在全社会形成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自主创业局面,进而,在客观上全方位的尽可能的增加社会中间阶层的人口比例。(2)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镇化步伐,减少弱势边缘群体人数。当前,我们在逐渐打破城乡二元户籍的基础上,合理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有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在繁荣县域经济的同时,要因地制宜的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同时,应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制定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切实保护好拆迁失地农民的利益,使他们不能因拆迁而再度返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形式多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在扩大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的同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切实减少弱势边缘群体人数。(3)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劳动者素质。关于如何促进教育公平的问题,前已述及,此不赘言。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首先,各级政府劳动就业部门和相关社会中介组织应加大对创业者的创业指导和创业宏观规划方面的培训,为创业者指明创业方向和有效降低创业风险;其次,加强对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效益较差企业职工的培训,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增大他们再就业的机会。再次,对进城务工的广大农民工群体进行职业培训,重点培训他们从事月嫂,保安,建筑工人,家政工人等工作的技能。(4)提高其社会参与度,容纳其合理利益诉求。我们不仅仅需要从制度上、经济上培植社会中间阶层,亦需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倾听他们的心声,容纳、应对其合理的利益诉求。在“体制改革”呼声日隆的当下,我们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的“顶层设计”,亦有必要开掘社会弱势群体表达其自身诉求的更多通道,使我们的秩序能更好的契合社会各阶层的理性吁求并产生二者间的良性互动,这将对处于跨越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历史时期的中国的显性或隐形的社会冲突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时下,愈益增多的“网络反腐”事件、“微博问政”现象,日渐凸显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在确保公众言路畅通和维系社会整体利益诉求平衡上所做的努力——在健全民众诉求表达机制和规范其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上,达致真正通过制度变革使国家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凝聚民心、集中民智的宗旨。

  整体而言,现代社会是在日益增多的“风险”中前行的。在“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中,构建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有效破解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在增加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和“重塑国民的社会保障观念……引导国民树立起社会公平意识与互助共济思想”[26]的同时,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来建构社会保障体系,借以彰显社会保障在化解社会分层问题中的重要作用。(1)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养老、失业、工伤等保险制度,但相关制度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要在中央提出的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模式下,建立并完善农村居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以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农村“养儿防老”的传统模式;根据农民工群体就业流动性强的特点,结合各地实际,在全国信息联网的同时并发放社会保障卡,逐步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跨地区累计,最终使农民工能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根据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实际,可尝试建立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老年人补贴制度的试点,在可行性的基础上,推广于全国。(2)建立与完善面向农村贫困人口、城市低收入家庭及灾民的社会救助制度。进一步完善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特困户和五保供养对象纳入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中来。尽力为失业者提供就业自救的机会,注重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扶助,改善其成长环境,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有效地解决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强化和完善在城市生活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救助制度。(3)建立与完善囊括优抚安置对象、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特殊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要发展老龄保障事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老龄服务,确保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建立多层级的养老院和老年公寓;要在制度上保证残疾人的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在做好孤残儿童养育、救助工作的同时,并通过社会收养、集中供养、公民助养、家庭寄养等方式,使孤残儿童早日回归家庭、回归社会;进一步完善军人抚恤、退伍补偿、军人福利及军属优待等制度;应大力扶持、规范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发挥慈善事业在未来的社会福利工作中的重要作用。(4)加强社保基金的筹措与监管。在中央财政加大对社会保障资金投入的同时,要逐步做实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建设,在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基础上,要多渠道、宽领域地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的融资,并加快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建设,重点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实现其有效保值增值。

  因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等级观念的历史性影响在当前不可能短期内消除。而在关涉当前的社会分层问题时,我们可试从以下方面来弱化等级观念,尽可能缩小等级观念在社会分层中的负面影响。(1)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在中国的当下,等级观念虽然已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深入近乎烟消云散,但在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其仍死而未僵。在经济领域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虽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在具体的经济行为中,市场主体为了使利益最大化,在重大工程的招投标和重大项目的落实过程中,往往采取寻租行为,使资本与权力,等级观念凸显;在层面,官员级别分明(官员的级别对政令的畅通与公共行政的执行是必不可少的),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广大的底层社会民众,一旦自己或家族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跑关系”、“走后门”、“找熟人”——而排在他们所想到的解决方法最后的才是采取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对此,我们必须要继续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让法治观念进民众之心、入民众之脑,使等级观念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现代社会理念下遁形乃至渐趋消亡。(2)继续推进化进程,让民众有更多的参与权。在有效化解社会分层中的等级观念时,应该渐进式的加大推进社会化进程的速度,让民众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有更多的有序的参与权,力图避免长官“一言堂”现象在各级社会管理中的存在。当前,应在基层村民自治基础上,有效激发社会民众在各级代表选举中的参与热情,增强他们充分表达自己诉求的权利。同时要适时地发展NGO组织,并力求通过公民的利益表达和权利维护,一方面可以弥合社会的利益和利益对立,使社会利益结构趋向平衡;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政府养成尊重公民权利的习惯,改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增强民众对各级政府工作行为的认同感,并助推中国公民社会的早日到来。(3)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进一步优化干群关系。一般而言,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治理理念架构下,权力理性逐渐突显,处于社会公域中的社会权力更多的让位于私域的社会治理,传统的精英社会统治向现代大众治理社会转向。当前,我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性、后工业化、全球化和风险社会的历史转向进程中,在社会管理中亟需加强由传统的重领导、管制、控制路径向更加重视服务、协商、协调路径转变;增强社会管理中的服务意识,经由教育、协商、疏导的理路,有效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各级干部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在本职工作岗位上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调研。各级干部在“接地气”的过程中,结合本地实际,深度挖掘本地的民生之需,切实解决好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关注问题,使民众享受“普惠型”的民生保障,有效弱化现阶段社会分层中的等级观念。在弱化现阶段社会分层中的等级观念的同时,要高扬锐意拼搏精神:(1)凸显能力本位,在全社会营造宽松的创、就业环境。在社会深度转型期,虽然我国显性的法律法规创制的较为完善,但真实的社会规则却较为混乱,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浮躁之风日盛,急功近利之气流行,攀龙附凤之行为渐多,“拼爹”现象和“潜规则”事件频现……社会规则意识缺位,违背和破坏规则以赢得“方便”和赚得利益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致使许多社会底层民众深感奋斗无望,以致于自甘落后、乃至沉沦。基于此,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我们应充分彰显个人能力,让“能力本位”取代“关系本位”,在全社会营造更加宽松的创业和就业环境,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为了使整个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27]在全社会形成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拼搏进取之风的同时,让社会民众更多的挺立起“努力铸就未来,奋斗终将成功”的信念。(2)建立健全人才选拔和考评制度。虽然我国确立了较为系统的人才选拔和相应的人才考评制度,但因诸多原因,“子承父业”式的“二代”现象还在一些地方存在。在某些行业,甚至包括公务员行业,现在是“血统决定了身份,身份决定了收入”,父辈是干某一行业的,子辈进入该行业的门槛就会相应降低。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先赋性因素对人的社会流动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内得到强化,这是对底层社会参与社会公平竞争权利的一种侵害。”[28]故此,我们应在人才选拔上更加恪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人才考评中全面贯彻“德”、“能”、“廉”、“勤”、“绩”的选贤标准。着力减少人才选拔中的拉关系、走后门和投机取巧等寻租行为。并着力打破在选人和用人制度上的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怪相。进而在全社会形成励志、勤勉、坚毅、奋进的良好风尚,秉持“英雄不问出处”的人才使用理念,力争在全社会形成各级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局面。

  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的出现,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代价,也蕴含并表征着中国在走向新的时代际遇中所必然面对并亟需妥善处理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下,立足基本国情,在合理求解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的应对策略时,我们必须秉持“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的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29]信念。并试从以下两个层面来应答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的合理预期:

  (一)理论认识更加深入,研究视角化。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的产生,是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在该过程中,需要在详尽、仔细分析社会分层问题之现象的同时,尽可能挖掘隐藏在社会分层现象背后的规律,而“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是社会规律,同时也是人类活动的规律。它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并通过人类活动来实现。”[30]当下,我国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进程与人类处于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后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叠加的历史节点不期而遇。基于此,我们应从历史复杂性的视角,度、立体化、全景式的在理论上深入研究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的基本问题,并尝试建立起对此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协同研究机制,并形成有实际效用的理论成果,进而,用这些理论对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的解决做现实牵引。

  (二)解决途径多样化,措施得力。在加深对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理论研究的同时,各级政府在解决该问题的实践中,力图从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中建构符合本地区实际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党的报告明确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过后,各地政府纷纷落实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目标。这样,不仅提供了化解当前社会分层问题的直接抓手,而且更加契合了“历史的根本性的进步是人的生产能力增长的物质性的进步”[31]的唯物史观的宗旨。在社会制度建设上,更加凸显制度设计的大众意识和平民情怀,力求为各种利益主体创设并提供合法、有序、高效的制度环境与博弈规则,从社会文化心理上重塑一种平等、公正、有序的竞争氛围,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逐渐消除社会分层现象产生的土壤。有理由相信,在我们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征程中,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现象会逐渐得以遏止并最终消弭,由社会分层所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应该被降至最低。

  [2](美)塞缪尔·P·亨廷顿 著.变化社会中的秩序[M].王冠华 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55.

  [3]郭秀荣.基尼系数的一种新的经验测算公式与实证[J].统计与决策,2012,(16):19.

  [4]杜燕.中国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贫富差距正扩大[EB/OL]: 来源:中国新闻网(北京),2012-11-24访问.

  [5]中国成全球财富增长最快国 百万富翁世界排第七[EB/OL]: 来源:新浪财经网,2012-10-24访问.

  [7]孙自法.中科院报告:中国还有1.28亿贫困人口[EB/OL]:,来源:中国新闻网,2012-11-22访问.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342.

  [13](英)尼古拉斯·巴尔等著.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M].贺晓波等译,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0.5-6.

  [14][1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39、42.

  [18](澳)马尔科姆·沃斯特著.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233.

  [19](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83.

  [22]柳倩.贫困地区农村儿童学前教育现状分析[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09,(3):12.

  [24]梁晨、李中清等.无声的: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J],中国社会科学,2012,(1):103.

  [25](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9.

  [26]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

  [27](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下)[M].董果良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24.

  [30]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47.

  [31](英)G.A.科恩著.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383.